从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争议到富士康的辉煌，面临危机的代工业如何改变宿命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3年，即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的第二年，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涌入深圳。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是，一名台湾商人看中了龙华的一大片荒草地，他扬一扬手，对同行的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这片地我都要了。”他便是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

在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一条大路。

不可否认的是，在自身毛利急剧下滑和用工成本不断飙升的大背景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中国代工产业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就像当初从台湾踏足深圳一样，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驱动，在中国大陆加速扩张之旅。受成本驱动的“富士康们”如何摆脱不断迁移的宿命？深圳在产业转移之后是否又能如愿“转型”？“代工王”之变对于深圳乃至中国的产业升级，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姓资姓社在上屋生产大队村干部4：3投票结果的微弱优势下，深圳首家“三来一补”厂诞生。从此，“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工厂是这座城市的胎记，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对于“三来一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也充满争议。

1978年12月，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宝安石岩上屋生产大队，围绕这家线圈厂“姓公还是姓私”以及“是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争论了半年，终于在村干部4：3投票结果的微弱优势下划上句点。首家“三来一补”厂就在这样的争议声中诞生。从此，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1979年底，深圳市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家。到1981年年底，外资企业已达1800家。到1985年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

这类企业以香港和海外华人投资的小企业为主导，形式初级，规模不大。这种深圳村镇经济的雏形，不仅提高了村镇的经济收入，还解决了不少就业。与此同时，外界对于特区期望过高，认为深圳应该首先引进高端产业的外资，而不是“让外国人来剥削中国人”。

在主流舆论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是特区的拓荒牛们顶住了压力，敢想敢干的特区精神让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些加工制造业虽然低端，也难免会引进一些在发达国家淘汰过时的设备，但这些比较适合、实用和低成本的产业和技术，却具有巨大的效应和持久的生命力。而资本和“资本家”的深圳之旅，为深圳的市场经济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一批港台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先天的地缘血缘关系，让实力并不雄厚的他们成为外资“急先锋”，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深圳的工厂也由此遍地开花。

外资井喷当市场的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再度涌入深圳。

1988年10月，一个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的台资企业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成立，当时仅有一栋租来的五层厂房和150名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来的员工。“我们早晚会做到世界第一”，对生产线上工人们说这番话的，正是郭台铭，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

郭台铭为什么最早投资布局大陆？无非是推力和拉力的两方形成合力使然。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约2500元人民币，而内地的作业员则是每月500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5倍。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广大，各地政府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税，后5年的税只要一半，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