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能击败你的敌人，那么就加入他们。”这句话成为当下印度本土手机品牌最贴切的注脚。
　　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攻城略地，当地本土品牌已经基本消失在印度手机市场排行榜里，原有的本土四大品牌中Karbonn、Intex已基本退出手机市场，剩下的Micromax及Lava除了维持低端功能机业务外，开始转而考虑利用工厂产能为中国手机厂商从事手机代工服务。
　　然而，在中国品牌涌入印度市场的过程中，原有印度本土的加工制造产能出现了严重不足。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印度制造”发展战略以来，包括零部件生产、整机制造在内的中国手机成熟产业链也已经开始向印度转移。
　　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建厂，既追求利润，也帮助印度打造制造业基地。这不是一个“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的过程，而是中印经济交融共生的过程。

　　关税撬动产业链转移
　　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小时车程的诺伊达，于2003年由印度“国有出口开发区”升级为“经济特区”，目前是互联网及电子通信领域跨国巨头们在印度的聚集地。有80多家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工厂落地于此，被誉为“未来的世界工厂”，包括韩国手机制造商三星，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OPPO、vivo等，以及小米、传音的代工厂都汇聚此地。
　　对于手机厂商而言，印度人口基数大、智能手机渗透率低、市场规模大，是难得的蓝海市场。据IDC统计，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1.42亿部，功能手机出货量1.81亿部，两者合计3.23亿部，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且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在过去的几年，印度成为中国手机品牌出海的重要一站，从印度手机市场占有情况来看，中国手机品牌已经在印度拿下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第一财经，除三星、OPPO、vivo等在印度设厂的品牌商外，如小米等其他品牌及ODM商仍占有接近50%的市场份额，需要依赖于第三方代工厂。而原有两大制造商富士康、伟创力及中国ODM企业在印度设立的一些中小工厂，全年总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印度设立规模处于第一梯队的手机工厂，将面临巨大市场机会。
　　在手机的整机制造中，SMT(表面贴装技术)生产线数量是决定产能的重要指标。目前在印度，伟创力和富士康分别以30条和22条SMT生产线，成为印度市场排名前两位的手机代工企业。2019年初，今创集团(603680.SH)旗下的合资公司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在印度北方邦洛伊达建成具有16条SMT生产线的工厂，成为印度第三大，也是整个印度北部地区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
　　更直接的推动力在于，为了鼓励国内劳动力的释放，印度政府开始重新审核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限制电子领域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输入。例如降低电子产品原材料的消费税，而对进口整机收取25%~30%的惩罚性关税。
　　同时印度经济特区内的生产制造企业，自企业开始经营五年内，其全部出口利润均可在税前扣除;企业在制造业务、生产业务和发电业务中使用的新机器、新设备，可按照机器或设备实际成本的20%进行加计折旧。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最新税法修订法令规定，在2019年10月1日(含)之后注册成立，且在2023年3月31日(含)之前开始生产的，首次投资制造业的新设企业，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再加上10%的附加费和4%的附加税，企业实际税率为17.16%。
　　“制造业是印度未来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印度二十几个邦都在竞争招商引资，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根据公司的总投资额、业务模式、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会进行不同额度的投资财政返还，返还额度占总投资额的30%~100%不等。”安永全球税务网络亚太区负责人Gagan Malik告诉第一财经。
　　对于利润率较低且竞争尤为激烈的手机产业而言，关税的变动无疑是巨大的成本支出。在贴近品牌商和用户的原则下，手机上下游产业链陆续奔赴印度建厂。
　　金鸿运电子(印度)有限公司(KHY)总投资近7亿元，可实现当地数千人的劳动就业。印度的人口结构年轻化，有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平均年龄29岁，人力成本低于目前中国内地水平。虽然当地工人的工作效率远不如中国工人，但对于来自中国的成熟管理经验来说，在工厂流水线上，只专注一道工序的职业工人并不难培养。
　　鉴于巨大的年轻人口红利、莫迪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税收改革与近期优惠政策的推出，以及外国企业投资印度热潮，势必带动印度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印度消费者对于3C电子产品需求也呈爆发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