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强研究员是现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分会名誉副理事长，从1977年以来，从事科学仪器与测试技术在农业、生物技术、检验检疫和环境检测中应用研究，近十多年致力于食品和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与检测技术研究。近日，他针对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发表了一些反思、建议与期望，摘录全文如下：

　　我国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经济体制、国企改革中，采取了诸多措施，保护和加强重点的民族工业，实施了关键技术和设备国产化，如：军工产业、能源产业(特别是核能)、轨道交通业(特别是高铁)、石油化工业、集成电路业(特别是芯片和液晶板等)、钢铁冶金业、通信业和家用电器业等等，从而我国未陷入前苏联因在政治上实施“西方民主”、经济上推行“全面私有化”，导致全面崩溃的泥潭，普京曾为此泪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当今面对我国取得经济和民族工业稳定和高速的发展的同时，对面临在高速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从成功中走向更大的成功;反思是从失误中寻找弥补措施，总之，不断地反思是不断探索新起点，从而才能不断地前进。记得巴金先生说过(大意)：大致国家、民族，小至家庭和个人，不反思是没有前途的。

　　就国企改制而言，仪器仪表产业的国企改制，特别以分析仪器为主体的科学仪器产业国企改制带来的成绩、损失和问题就比较复杂，一方面得益于企改，摆脱了种种束缚，逐渐形成民营科仪企业的崛起，出现当今一批颇具发展前景的科仪企业，如：聚光、天瑞、天美、东西、普析、瑞利、舜宇、上海光谱、仪电、海光、莱伯泰科、雪迪龙、先河等(依据“中国好仪器”文集、BCElA和年会获奖资料补充、修订)。但是体改对科仪产业的冲击也是很大，甚至痛心的，为此请准许我引用朱良漪老先生发表于1996年的《挑战、反思和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中的两段话，“从1994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织部分在京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振兴我国仪器仪表工业’问题，召开过专题座谈。在此基础上由卢嘉锡、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等20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了‘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开始，到1996年朱镕基、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宋健等领导对国家计委就这一‘建议’研究后落实意见作了批示为止，两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从兴奋、翘首以待到如今冷却有点茫然了。据说上海市行业下岗人员排名第二位便是仪表行业”。“六十年代我们在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代的领导下，从理论到工程，很少不是从无到有，但是，在坚强意志和高度凝聚团结的组织下，创造出两弹一星，威震天下。那时的劲头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不懈地学习掌握，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相信绝时不会发生‘三起三落’的仪表工业局面”。

　　根据朱老先生们留下的史料，结合现实和学界、业界朋友们提供的资料，我感到科学仪器产业至今确实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历炼。即：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自立更新的六十年代;彷徨、再接再励的七十年代;国企改革后崛起和衰退交叉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奋进。

　　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虽然1901年上海成立了科学仪器馆，1932年成立的中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仪器工厂，40年代龚祖同即参与军用光学仪器厂的生产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时，各行各业，包括仪器仪表业，均处百废待兴的奋斗之中，各方面技术人员都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引用、仿制、创新各式各样的仪表，其中上海地区尤为突出，出现了丁佐成创办的以电表为基础的大华仪表厂，荣仁本创办的雷磁厂，50年代王大珩领导组建了科学院长春科学仪器馆，在50年代初期，上海地区便相继出现的雷磁、沪江、科伟、创造等分析仪器厂。“真正意义上起步于五十年代后期，得益于1955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发现仪器仪表是漏项，在物理学家钱临照、汪德昭、王大珩等专家的呼吁下，国家科委成立仪器仪表规划组，1956年机械工业部成立仪表局，制订了“充分利用并合理发展沿海仪器仪表工业，有重点的大力发展内地的仪表工业，分析仪器的地区重点便选中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以15家企业为中心厂，10余家企业为卫星配套厂”。此后又整合、组建了以电化学和水质分析为主的雷磁分析仪器厂和以实验室分析仪器为主的上海分析仪器厂，1959年成立了北京分析仪器厂、继之成立北京光学仪器厂和核仪器综合仪表厂，南京建立南京分析仪器厂，以上被朱老总称之为：现代分析仪器艰难起步的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