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 McDonald：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在小灵通这件事情上，内部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内部分裂。您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Ken Moritsugu：能否问一下，您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对您有何改变?您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那时的痛苦，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那时没有政治地位，还赚钱，是受怀疑的。今天的痛苦，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商业，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我也不会去美国。因此，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

　　本来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现在再干一阵子?因为我发现，危难时期我还挺有作用的，所以就站出来再干几年。这几年可能会多次跟你们打交道，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都能真实回答你们。

　　三十年来，华为全都是痛苦，没有欢乐，每个环节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们第一次提出来，把2000年的痛苦和现在的痛苦比较，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谢谢你们。

　　16、Joe McDonald：您现在已经70多岁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商业领袖在这个年纪已经退休，很多人由于之前企业的成功而受到大家的称颂。您在70多岁的年龄，还卷入到中美贸易科技战中，您的感觉怎么样?毕竟之前已经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现在面临这样的冲突，您会怎么度过?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给你们讲几个笑话，可以吗?我曾在美国体检，是格林伯格请我去的，让他的私人医生给我体检的;我回到中国，又去301医院及协和医院检查，我的心脏及胃都较年青，心脏和血管，没有一个地方有任何一点疤痕。目前我的器官等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从来不抽烟喝酒、不唱歌跳舞，什么习惯都没有，吃得简单，又听医生的话，身体很好。现在闲下来了，我又没有照顾小孩的习惯，与其闲着，还不如给华为打工，继续干干活。

　　前两年跟着我太太去玻利维亚旅游，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我没什么感觉。玻利维亚员工告诉我，那里的含氧度只比深圳低0.5，我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前段时间我去尼泊尔看工程，乘坐直升飞机到接近站点的平地，我自己徒步爬到5200米看基站，心脏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当然不是像平地一样健步，但是没感觉受不了。这两年走路没有那么厉害了，前两年那些年轻人跟着我走路，她们脚打泡了，我还在走。

　　我为什么没退休?如果没有退休，可以经常来公司喝喝咖啡。在外面太网红，不方便。

　　讲讲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