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之前日本企业在面向大型机的长寿命产品上大获成功，这一次却没有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也就没能投入力量研发相关产品。
　　因此，日本产的长寿、高价的DRAM产品在新市场上完全不受欢迎。而美国美光科技和韩国三星电子顺应形势推出的面向个人计算机的寿命短却价格低廉的DRAM产品，则在市场上狠狠压制了日本产品，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衰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不论是电视、通信，还是计算机、半导体，这些衰退背后或许有一些共性。
　　1980年代以来，市场全球化、通信自由化、互联网浪潮和分工合作模式成熟等时代转折点提供了数个可供企业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企业适时抢占先机，一路做大做强，但日本电子产业却几乎全部错过，产业实力停滞不前的同时，话语权也不可避免的丧失。
　　日本电子产业发生严重衰退的现象，主要有拒斥水平分工、混淆创新与研究以及沉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三个深层次原因。
　　首先，日本企业坚持不采用水平分工，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计算机、电视机和半导体产业走向衰落。
　　在计算机领域，当个人计算机取代大型机成为主角后，全球计算机市场也由原来的纵向联合型体制转变为横向水平分工体制。

　　如上图所示，在纵向联合型体制下，从零部件到计算机成品，完全由一个企业独自完成，而且各企业都通过自己的经销商售卖商品。
　　但在横向水平分工体制下，微处理器、硬件、操作系统、应用等，在系统的各个层次，都有多个企业生产相应的产品，各企业围绕着特定的层展开业务。另外，销售渠道也多种多样，包括直销、零售、线上销售等。
　　如前文所述，由于日文处理的关系，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计算机借此占据了日本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人计算机市场。
　　因此当已经进入去工业化阶段的美国和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国际性分工时，日本仍然处于一种“锁国”的状态中。而当日本的“锁国”状态被迫打开，心不甘情不愿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时，已经失去存在感了。
　　在电视机和半导体领域，情况也大致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很多厂商的产品都采取了设计和制造分工的方式。然而，日本企业却对这种分工作业的方式抱有抵抗心理，固执地坚持纵向联合和独立经营。
　　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日本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的资金完全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始于钢铁业的设备投资方式，其背后依靠的是主银行制度。以银行为中心，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在这种统治结构下，即使企业收益较低，股东也不会撤资。
　　一般来说，日本企业虽然销售额很高，但是收益并不高。可企业内部允许存在低收益部门确实是日本企业的特征，因为他们没有提高收益的理由。再加上高收益就意味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在日本，高收益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经营方式。即使是容易带来赤字的生产部门，只要还能出货，多多少少都有助于增加销售额，同时也能增加就业。而如果将工厂转让出去，反而会减少融资的担保。
　　而实际上，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看来，创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在本书作者西村吉雄看来，分工结构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系统，一旦情况有些复杂就需要分工。对人类来说，管理某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解决某个复杂的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分解成若干个模块。
　　然而，在电子信息通信领域接连出现的新的分工方式，几乎都被日本企业拒之门外。日本企业坚持纵向联合型和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这实际上与产业中出现的创新方式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日本电子产业将创新和研究混为一谈，对科学技术的公共资金投入并没有起到激活日本经济和发展产业的效果。

　　美国的英特尔公司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有意识地不去建立研究所，而是推行“最小信息原则”，将研究开发工作放在生产线中进行。
　　英特尔内部提倡，针对某个问题，大致推测其答案是什么，然后进行启发式的探索。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就重新回到出发点，尝试采用别的方法，努力避免为真正理解问题而进行大量研究。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英特尔将主要业务转移到“解决方案”上，事实上等于放弃了对基础物理研究的投资。但英特尔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反而成功研制出微处理器，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与英特尔相类似的，AT&T在1984年拆分后，其事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在组织结构及研究内容方面均大幅改变。可以说在那时，企业研究开发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中央实验室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泡沫经济时代，经济繁荣发展。此时产业界出现了基础研究的热潮，相当多的日本企业都建立了基础研究所，或者在已有的研究所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他们认为“经济已经追赶上来了，接下来要努力进行基础研究才对”。这时正在缩减中央实验室规模的欧美企业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反面教材。
　　但日本产业界并没有得意太久，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公共投资，希望资金的投入能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却完全没有起到效果。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半导体领域实施了无数个产学官联合的共同研究项目，在这之中也有着相当大的公共资金投入。但是，在实施这些项目期间，日本半导体产业是持续衰退的，共同研究项目的实施完全没有激活日本半导体产业。
　　在本书作者西村吉雄看来，研究开发活动就是提前取得未来的价值。未来价值的源泉是新知识，企业如果想要创造利润，就必须使新知识和市场产生联系，仅凭研究成果是不能激活经济的。事实上，日本有很多顶尖的研究成果，但大量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得到应用。
　　最后，也可能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电子产业沉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无法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
　　日本的电子产业从“价格便宜质量差”出发，成功地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产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但是当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时，日本电子产业整体没有从这一成功经验中走出来，故步自封的后果就是被淘汰。
　　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主银行制以及和业界其他公司共同持有股份的方式都变成了过去式。比起银行融资，日本企业不得不重视股市融资。在日本企业的股东之中，海外投资家占据了很大比重，这必然会要求日本企业采用和外国企业一样的经营方式。
　　但是，日本那些成功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是在泡沫经济之前的企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是靠实际业绩出人头地的。让他们去否定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以及自己的成功经验，格外困难。
　　在日本的相关企业中，大部分依然坚持设计和制造纵向联合的方式，只有一小部分企业的经营方式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于是，日本电子产业就这样落后于整个时代。
 
　　从日本电子产业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教训：
　　● 第一，作为市场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应该主动拥抱新的分工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为核心要义。
　　● 第二，企业应当在生产的过程中寻求创新，而不是寄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这样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为企业所用。
　　● 第三，如果发现行业发生了重大变革时，不要陷于以往的成功经验而不能自拔，而是要与时俱进、突破自我，这样才能始终立于行业发展前沿，从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
 
　　历史总是令人感慨。
　　2000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对员工发表了题为《华为的冬天》的讲话，希望华为员工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当年华为销售额220亿人民币，利润29亿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产业百强首位。所以有人认为任正非在“作秀”，如日中天时却说冬天要来了，要预防被冻死。
　　而比尔·盖茨也总是告诫微软员工：我们的公司距离破产永远只差18个月。从公司的角度讲，对产业和市场发展趋势保持敬畏，主动求新求变，是取得成功所必须的。
　　把握兴替之间的变革节点，在最为繁盛的时刻保持忧虑，或许才是基业长青的真正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