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难题亟待破题
　　与此同时，科研经费也成了限制高校培养芯片人才的因素。于洪宇介绍，集成电路制造是多学科交叉高技术密集，且是需要很高投入的专业。很多高校受到昂贵实验场地及设备的制约，使得学生们对制造技术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课本上，存在产教脱节的问题。
　　前述北京某高校研究员介绍，在成立集成电路(微电子)学院的高校中没有几所高校能养得起一条小的实验线，仅净化间每年就要投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的维护费用。芯片设计可能还稍微好一点，解决软件问题就行。当然，如果要用比较好的软件，费用也非常高。
　　公开报道显示，复旦大学承担的“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建设总经费是4.7亿元，实施期3年。北京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总投资也超过3亿元，建设周期为3年。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2020年的预算支出是福州大学的10倍左右。
　　那么，如何解决高校芯片人才培养的资金问题?多位受访者建议，政府需要在芯片人才培养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尤其是资金支持。
　　今年7月19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黄如建议，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持续投入。黄如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长期从事半导体新器件及其应用研究。
　　石艳玲表示，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政府给予更多经费支持肯定是好事。但集成电路设备、超净环境、维持等费用都非常高，即便是顶级高校维持起来也很艰难。而更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紧密产教融合，促进教师与产业研发同频，使得课堂教学和课题研究都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应该更有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更快。”
　　于洪宇亦认为，需要推进产教融合，通过聘请知名企业的骨干成员作为产业导师，与企业联合创办实验室、实训基地等探讨创新育人模式。“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研融合发展联盟”的成立，“集成电路产学研融合协同育人实践平台”的建设，正是在国家层面统筹优势资源，构筑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生态的重要举措。

　　打通产学研用“肠梗阻”
　　事实上，多位受访者介绍，我国高校与企业的紧密度还是不够。能否让自己的学生到企业去实践，主要还是看高校教师自身的关系和资源。
　　而“聚焦我国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芯片问题和相关产业瓶颈，突破美国的围追堵截，寻求产业突破”，于洪宇认为必须打通“产、学、研、用”各环节，与企业及园区等搭建集成电路教学、科研、产业化一体化平台。唯有如此，才能完善芯片产业生态与构建产业研发链，形成芯片产业的高端人才集聚区、创新引领区、科研成果转化区、资源融汇区和芯片应用辐射带动区。
　　孙岩介绍，芯片产业需要有一个集群理念，也就是说大学周围需要有一些孵化场所。比如在荷兰微电子中心(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比利时鲁汶大学的IMEC(校际微电子中心，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有一批机构或初创企业拿出高精尖的研究项目，双方联合培养相应的人才队伍。
　　公开资料显示，IMEC成立于1984年，与Intel和IBM并称为“3I”。2004年在IMEC做访问的石艳玲亦认可这种人才培养理念。对于当地的芯片人才培养模式，石艳玲说：“高校与研发机构结合得非常紧密”。
　　实际上，鲁汶大学的教授就是IMEC的研发人员，同时许多IMEC的技术专家也是鲁汶大学的兼职教授。“当时去学习、了解130/90纳米工艺技术，而那时他们已经着手10纳米以下关键工艺研发了。”石艳玲说。
　　回国后，石艳玲始终坚持在那里学到的产学研紧密合作理念。与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ICRD)等多家半导体企业长期合作，系统性开展了130纳米、90纳米、40纳米、22纳米以及7纳米及以下工艺代器件、后摩尔时代新型器件研究，以产业标准开展器件模型研发及精准参数提取。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要让国内高校与芯片企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还需要顶层设计。比如联合培养，扩大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的比例，减少对学术论文的要求，让更多高校引进具有产业从业经验的师资力量。
　　据新京智库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有些高校并不公布教师工作经历)，国内24所设立了微电子学院或相关专业的高校中，聘请具有企业从业经验教师的数量占本校微电子学院或相关专业师资总数普遍不超过2成，仅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超过这一数值。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担任兼职导师的仅有北京大学。
　　而四川大学微电子系隶属于该校物理学院，教职人员仅有13名，无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此外，教育部批准的个别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由于师资力量不对外公布，亦无法统计。
　　石艳玲介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高校与企业对于人才的评价体系不同。高校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定，而企业更关注研发能力，攻克技术难题的能力。
　　在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序列之外，南方科技大学深港微电子学院还聘请有“产业教授”、“业界导师”，即芯片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或技术研发负责人在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全职教授中亦延聘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员担任“研究教授”。
　　作为院长的于洪宇有3年多在IMEC从事项目研究的经历，并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三所高校工作多年。
　　一位有20多年企业工作经历的高校研究员对新京智库解释，企业工作过再回学校，在美国这种模式比较常见。因为在企业工作过就看得到学校与企业的区别是什么。企业面对终端产品，企业的研究人员能看到全貌。但学校往往针对某个特定技术做研发，是专用或者说单项技术。高校教师则可能是对单点技术钻得比较深，有很多论文发表，但对工艺、大规模制造的流程和产业化的感受，不如在企业工作过的人员理解深刻和到位。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芯片产业缺乏的就是有实践能力，从高校走出来就可以上手的人才。而高校拥有更多有过企业工作经历的导师，则能更有利于培养出有实践能力的人才。